60年代美国的大事是对外与越南作战以及国内的反对越战运动。由于大企业与政府参战的政策关系密切，民间反战的大众在反政府的同时也就对大企业发生反感，同时也对接受政府补贴的大学批评。在此之前，美国的商学院想方设法要与企业界拉近关系，要与商业实务尽量接轨，没想到与企业的亲密关系反而带来鱼池之殃，也因此成了批判的对象，于是促成了商学院与政府和企业保持距离。反越战引起的反企业风潮迫使商学院选择了站在舆论的一边，推进了MBA的社会化，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成了企业伦理学的核心课题。一时之间，企业界似乎成了所有问题的替罪羊，也被要求去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突然间，商业的社会地位落到低谷，商学院和在职MBA学生都被鄙视。商学院最积极的回应就是在在职MBA课程增加企业伦理与社会关怀的课程。企业伦理学开始从一般伦理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科目。弗吉尼亚大学的达登商学院就是在这个时期开设了著名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pplied Ethics, Darden School ofUniversity of Virginia)"。
这时期美国大城市中心区种族问题引起的动荡不安，却远比反越战的问题要严重。1967年夏天，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暴乱之后，商学院的反应是大幅度增加黑人和贫困学生的入学率。1969年斯坦福大学的新任商学院院长不但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他甚至宣布在职MBA毕业校友从今以后要领导全国对抗贫穷、贫民区、环境污染、和失业等等问题。1970年哈佛商学院的新院长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该校的招生简章大大增加了强调社会关怀与对都市中心贫民关怀的内容。一时之间，很多MBA学生优先选择他们认为能够有助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司去工作。
然而，商学院在核心本质的层次，却背道而驰，与社会化渐行渐远。在教育哲学方面，商学院没有回头，学术化的趋势继续增长，学校的理论化授课内容与商业界要求的实用性，差距仍然扩大中。新出炉的年轻教授们，满心都是学术抽象概念与理论模型，却对真实商业毫不熟悉。商学院最关心的事情是学术地位，他们要作为学术机构、知识性机构，就忘记了自己的社会工具身份。不过，MBA毕业生在企业界的受欢迎程度却不断爬升，对他们的需求量也不断增长，因此，薪金待遇不断提高，入学人数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学术化的商学院又怎么会有改变的动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