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教育来看，“宽进”不是问题，能不能做到“严出”才是最要紧的问题。以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来看，普遍实行“严进”的标准，但也有少部分是“宽进”的，这些就是学校考虑到各方面利益(比如获得办学资源、回报捐赠者、校友)而收的“议价生”，这些学生进校之后，并不享受额外的待遇，而是按学校培养学生的标准一视同仁，达不到要求将被淘汰。而在法国，几乎人人都有进大学的机会，但真正能在大学毕业，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却很少。
在中国，大多冠军离大学的培养要求太远，与此同时，他们被录取后，并不用心投入学习，连上课都不去，造成“难以毕业”。这样看来，20%的冠军毕业率，所能说明的，并不是“宽进严出”(对所有冠军完全按照其他大学生的标准要求)，也非学校和学生受累“宽进严出”，而是他们连“宽出”也难。要说“受累”，则是“受累”于“宽进即出”的上大学读书意识：被大学录取，就意味着将顺利地获得毕业证书与学位。
“上大学”与“获得学位”，其实是两码事，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的社会与学校，把这作为了一件事，存在着“进了大学，就拿到学位的”的意识。典型的表现是，把在读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称为硕士、博士，有不少官员、老板读硕士、博士，就是想获得硕士和博士身份，虽是一年级博士生，却已在名片上印上博士，在简历中填上博士学位。冠军们上大学的态度，也是如此，以为只要被录取，不上课，也可成为大学生、研究生，到时也可获得毕业证书、获得学位。而学校的理解则“稍有偏差”，以为冠军们不至于课也不来上，就想获得学位。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不按规定修完必修课程，拿到相应的学分，冠军们是不可能拿到毕业证书和学位的。今天的大学“再宽出”，也不至于没有必修课修读资料，也能毕业。
我国大学要实行“严出”，第一步必须扭转这种“被录取，就等于毕业”的“宽进即出”教育观。在此基础上，再实行“严出”，只有真正实行“严出”，学校才可能根据“严出”标准，考察招收学生是否达到学校的培养标准，能否顺利完成学业，对于那些知识、能力、素质不适合学校培养要求的学生，录取是对学校和学生的双重不负责。（珠江晚报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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